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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堇吴幼坚

退休编辑、同性恋儿子的母亲

 
 
 

日志

 
 

在天地间坦然开放(一)(2006-11-27首发)  

2017-11-11 00:08:37|  分类: 这一株三色堇-自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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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地间坦然开放(一) - 三色堇吴幼坚 - 三色堇吴幼坚
 
在天地间坦然开放(一)

□ 吴幼坚

阿坚的话:本文是我开博之初首篇第一部分,发表于2006-11-27 11:10:13。但最近我才发现它不知何时因何故不见了。我从百度快照找回,2017年11月10日重新发表,以补齐全文。    


 

1993621,如常的傍晚。那时父母仍健在,我下班后要先到客厅去。父亲在看《羊城晚报》,精神失常的母亲倚在沙发上发呆。“爸爸,明天我的个人写真集要举行首发式了。这是国内普通人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影集,叫《这一株三色堇》,共96个彩页,大16开,刊有我300多张照片,请人配了280多首诗……”父亲一直不作声,我有点沉不住气了:“样书没拿到,您先看新闻通稿吧!”他问:“为什么要看?”我提高了声调:“这是我出书啊!明天人们就知道吴有恒曾珍的二女儿出了写真集……”父亲不紧不慢地说:“不必看了。”   

 

在发廊洗头时我又一次想起11岁那年春节的事。老师领着同学们上门报喜,我回家后看到年画上写着“送给我们学习的榜样--最优生吴幼坚同学”,觉得自己每门功课都5分,受之无愧。父亲却说学习好是学生本分,不值得大肆张扬。他扯下我贴在墙上的画,还说弄坏了刚粉刷的墙。我调出水彩覆住灰浆脱落处,然后躲进被窝哭肿了双眼。我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严厉,但从此谨记学习好工作好不应炫耀。如今我这样“出格”,曾是党的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的老干部,我年已八旬的父亲,能认可吗?   

 

当晚先生告诉我,晚饭时他小心地问:“幼坚出这么本书有没有点意思?”父亲答:“有意思。”次晨父亲端详着46岁女儿的白上衣、黄白相间的宽摆长裙和白皮鞋,问:“就这样出席首发式?”我说自己45岁时这身打扮的留影被选为影集封面照了。

    

    首发式在全市最高的歌舞厅--广东电视塔星河歌舞厅举行,承包者免收几千元场租。北方一作家汇来600元购一本影集以帮补杂用。广州地区有关领导、记者、作家,均以参与配诗者身份应邀到会。我免除俗套,不安排任何发言,人们随意唱歌、跳舞、交谈……父亲听我讲了以上情况后,收下了有女儿女婿签名盖章的影集。

  

    我在暮色中等公共汽车,瞥见身边年轻人手拿省文学院主办的《星报》,头版有《好一株三色堇》,还配发了我梳短辫、佩像章的黑白相片和彩色泳装近照。青年女作家张梅第一个推介写真集:“三色堇,热的红、冷的黑、洁的白,这三种颜色是吴幼坚之心爱。而热、冷、洁亦是她身上流淌的血。一个女人,热爱生命,本身就会变得美丽。而她,过了不惑之年,却出版自己的写真集,这种热爱生命的冲动令无数英雄竞折腰。”年轻人认真读着报,想不到“三色堇”就是身边这位神色疲惫、衣着普通的中年女人。

  

    父亲又在看他曾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的《羊城晚报》。我说:“您也抽空看了影集吧?”他答:“今天我全看了,200多首都是真诗,都有真情。”他知定价60元,问有没考虑如何促销,我说,没必要花钱做广告,也不想炒热它,免得老百姓误以为是假货。父亲对女儿“出格”行为的理解超出了我的期望,但我一向羞于向父母表达情感,只说道:“爸爸,这书会因它的独特渐渐被人们认识的。”

 

  

 

我在影集《跋》开头便说:“此书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而我不过是书中的主人公--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

   

    我的父母是1936年香港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的成员。他俩从假夫妻成为真伴侣,彼此的代号“坚”和“强”也就成为曾、吴一生的爱称。母亲生下大女儿小坚后,父亲奔赴延安。1947年,已重返广东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司令员的父亲,为我取名幼坚。

   

     无忧的童年一晃而过。1957年,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父亲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降到广州造纸厂当车间副主任(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却因厄运而生)。狂暴的政治风浪第一次扑击着我的童心,此后,我与同龄人一道经历了一个个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反苏修”、“四清”……我越来越以革命接班人形象出现--整个中学阶段都是白衣蓝裤布鞋。我懂得要兴无灭资,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但革命是不是排斥美?爱美的少女不敢照相,生怕被当作小资情调批判。

   

    “文革”开始,父亲这位“文艺黑线分子”加“南方叛徒党成员”,锒铛入狱。母亲精神错乱,却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省军管会派军官到广雅中学,向我出示了曾珍的逮捕证,要我代表家属签了破“四旧”时改的名字:毛钢坚。他说:“我们了解过,你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我的恸哭震响了空荡荡的阶梯教室。下乡前夕我照了证件相,毛主席像章闪闪发光,我忧郁的眼神、抿紧的嘴唇,却透出无奈与凄惶。

 

我与读中学的三个弟妹在1968年冬分赴四处,同时成为知青,只留下小妹在旧家具堆里与老鼠相伴。我把志愿表的五个空档统统填上“阳山”,来到韩愈被贬时叹为“天下之穷处”的粤北山区。那时我月月全勤仍买不起邮票,衣裤上缀满补钉,有些烫着金字,那是精装书的封皮。务农的艰辛因山里人对我的欢迎和尊重而化解。我像农妇般上山、下田、种菜、养鸡……还成为大队业余宣传队主力,集编、导、演于一身,同学们都惊异严谨的校团委委员何时变得能歌善舞了,其实那是因需要激发出来的潜能,等我与专业演员共事时就不敢献丑了。   

 

在农村苦乐参半的日子里,我渐渐发现了阳山如桂林山水般的美。我与一位后来成了《广州日报》记者的女知青,用家里的旧相机互拍。连绵起伏的群峰、桃花掩映的村落、洒下热汗的农田……一一留下青春的倩影。

 

1972年,我当上阳山文化局创作员,为文工团写节目。我的拍档是广州美院附中毕业生何捷忠,他谱曲、指挥、伴奏、美工都懂。局里还有他们美院和附中的男女同学。为了充实极端乏味的业余时光,大家常邀我当模特,一坐几小时,这人油画,那人国画,还有人搞雕塑。外地亲友来看望,我们就结伴去领略大自然的奇丽,照相留念。有行家指点,我的姿态、表情丰富起来,“镜头感”越来越好了。我们圈内还有北京、天津大学生和电影院员工。那时大家厌倦了模式化的工农兵形象,对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电影的人物造型很羡慕。我和何捷忠在影院忽明忽暗的光线下,边看边速记构图、角度、用光,过后再分析模仿,希望拍出如同电影画面般人在景中、情景交融的照片。一次朋友们相约拍照,我洗了头未及梳辫子,他们就拍了。晚上在暗房里,负责显影的报告:“意大利女郎。”大家一看,蓬松的秀发、轮廓鲜明的五官,在午后阳光下果然有几分洋气。他们把我的肖像放大几张,各自欣赏。春节回广州,我在何家阳台照了含笑端坐的相片,被他酷爱摄影的表哥看见,虽不认识我,也把这张作品带回家镶进镜框。那时我想,人类爱美的天性任何时候都难以泯灭。如果摄影能让自己和别人感到美好,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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