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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堇吴幼坚

退休编辑、同性恋儿子的母亲

 
 
 

日志

 
 

《〈东方红〉这个歌——吴有恒杂文精选》出版  

2017-05-22 11:26:45|  分类: 无私战士有情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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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这个歌——吴有恒杂文精选》出版 - 三色堇吴幼坚 - 三色堇吴幼坚

70岁的退休编辑、同志母亲吴幼坚喜欢带着自己的G10数码机随手拍。图为阿坚我2015年7月12日应儿子郑远涛邀请去大理古城小住一月期间,于某巷口拍摄的三角梅。说不清为什么我觉得用它做题图挺合适。父亲吴有恒生前最爱红棉,所以我内文配了三幅红棉。 

《〈东方红〉这个歌——吴有恒杂文精选》出版 

  吴幼坚 

中央级社科类出版社——金城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收入数十位杂文家作品,父亲吴有恒是其中一位。《〈东方红〉这个歌——吴有恒杂文精选》问世,我和兄弟姐妹收到样书都很欣慰,相信父亲生前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也很欣慰。金城出版社是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保密局主管主办的中央级出版社和全国保密系统惟一的专业出版社。在当今该社能出版这套杂文精品,可谓有胆有识可喜可贺!

《〈东方红〉这个歌——吴有恒杂文精选》出版 - 三色堇吴幼坚 - 三色堇吴幼坚 

《东方红》这个歌:吴有恒杂文精选(精装) 

《〈东方红〉这个歌——吴有恒杂文精选》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知识性相统一,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的精品图书。本书精选了吴有恒先生80余篇杂文精品,这些作品分别从政治、思想和社会民生三个方面来体现作者关注现实、反思历史、思想深刻、大胆率真和富于理性的杂文创作风格。 

作者朱铁志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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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坚注:原文很长,我仅摘发两段)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 

   ……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作者简介 

   《〈东方红〉这个歌——吴有恒杂文精选》出版 - 三色堇吴幼坚 - 三色堇吴幼坚《〈东方红〉这个歌——吴有恒杂文精选》出版 - 三色堇吴幼坚 - 三色堇吴幼坚 

吴有恒1913年—1994年),广东恩平人,作家。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1939年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南路地区特派员,致力开发粤桂边区纵队、粤中纵队,任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粤中地委、广州市委书记,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总编辑,广东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著有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北山记》、《滨海传》、历史小说集《香港地生死恩仇》、《当代杂文选粹·吴有恒之卷》、粤剧《山乡风云》以及大量诗词、散文。

编辑推荐 

本书文笔流畅,感性且感人。读来有见识,能激起读者的共鸣,市场前景广阔,读者面广。全书文字整洁,条理分明,形象生动。 

媒体推荐 

选编一套以反映新中国以来杂文创作整体状况的“大系”,无论对于整理资料、繁荣文学创作,还是对于研究文学史,推动文化建设,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王蒙 

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杂文像短篇小说一样,起到了突出的引领作用。秦牧的《鬣狗的风格》、林放的《江东子弟今犹在》、牧惠的《华表的沧桑》等振聋发聩,至今令人难忘。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空白的工作。——王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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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我是见得吴广州而不识,然后就像流行歌曲唱的那样:“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1986年大年初三,随林公文山(杂文家牧惠)去广州。林公是老游击队员,在广东工作多年。我是第一次来到岭南,岭南的人物、风物、食物,还有各项建设的热度,都让我毛孔舒张,感触多端。林公这次带着半生杂文精品的第一次结集《湖滨拾翠》,在《羊城晚报》这个哺育他成长的地方,向各位师友汇报求教。那几天轮番拜见了廖冰兄、黄秋耘、秦牧、章明、老烈,一个个神气活现、妙语纷披、舌粲莲花,让我如入异域,大为欢喜。

大概是最后一两天,林公对我说:“今天要去见司令。”居然是一副小兵见长官的局促。这让我有些意外,就问:“司令有啥厉害的?”“七大代表、粤中纵队司令、广州市委书记,《羊城晚报》主编,还不厉害?”“我是说他打仗厉害不厉害?你们当时那些‘土共’打过大仗没有?”这个小孩的问题倒把林公问住了,想了一会儿告诉我:“有一次,司令带一个连正在烧饭,敌人就攻上来了,司令手指一个排长,你上去顶一阵,这边吃完饭去换你!枪响闹翻天,这边安静吃饭,吃完了把上边的人再换下来吃饭。敌人就一直没攻进来。”林公盯着我说:“这是硬仗!他们真能打!我们是在敌人肚子里建立的根据地。” 

去司令家那一天正值广州花市。到了司令家,进门就是一整棵大梅花。花下端坐一老头,正用日本剃胡刀剃须,眼中精光内敛,甚是威重。我有些惧怕,目光就游弋开去。他们后来用广东话说的很多话,我也没听懂。出来后,林公感叹道:“50年代初,我写了东西给司令看。司令只说了一句,你要写给谁看?一句话让我开了窍。” 

大约从1992年开始,林公就开始张罗为司令编文集。1993年,文集的校样出来。林公让我参与校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全面阅读司令的文字。一读之下,就惊为奇人。以军人、政治家而善文学、娴音律、精戏曲、习吟咏、通经济,端的是上马能军,下马能文,真有经天纬地的气概和本领。这部文集是诗词、杂文、散文、历史小说、粤剧剧本和经济论文的合集。今天看来是当之无愧的岭南文学瑰宝。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经济论文和历史小说。这篇50年代发表在香港《大公报》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的文章,在孙冶方挨批的那个年月,这种勇气和见识真是惊人。而他的历史小说,寄情乡贤,徘徊历史潮流的深处,从袁崇焕、康有为、梁启超、陈启源,不断思索旧有文化和先进生产力之间的剧烈冲突,思索中国富强之道,其主题和深度早启当今的历史小说先河。《西樵旧事》中的陈启源率先利用机器缫丝,却反遭乡民捣毁。失意之余,在西樵山遇见康有为,康问:“四面云山谁做主?”陈答:“一头雾水不知宗。…为国者而不求有利于吾国,那就必将为弱者之肉,强者之食,其国亡矣。”这些禅机让人深思良久,联想1977年他托人向许涤新转交的扭转国民经济崩溃的建言献策,真有国士的器识。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文艺在他是小道,而最终蔚为大观,不能不说是命运造化,是金子在哪都发光。他的旧体诗,格调高卓,却又不衫不履,有些直接用粤语入诗,嬉笑怒骂,随意为之,都成妙谛。 

20年后,司令与林公皆驾鹤西去。朱铁志兄编新时期杂文50人集,嘱我协助他选吴有恒杂文集,又千方百计与吴老女儿联系好版权。于是又一次翻开文集,重读了原先不曾注意的杂文。吴有恒的杂文,在60年代以《榕荫杂记》知名。改革开放以后的文章,在文集中续编为《榕荫续记》、《街谈巷议》。这次选编,时间定在改革开放以后,正好是司令《榕荫续记》、《街谈巷议》中的内容,也适当选了一些随笔散文里的篇章以及《于敌后方张一军》这篇讲述粤中纵队历史的回忆文章,或有益于知人论世。

有了改革开放30年这个历史大背景,回头再看司令主政《羊城晚报》时的议论,其思想解放的深度,思考领域之广,为改革开放的呼号之切,为每个具体领域的进展欢呼之诚,尤其是毫不动摇的反封建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定信念,真是先知先觉。这是一个在解放后在地方主义包袱压制下久屈不得伸,为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的老共产党员的呼喊。其文章或短小如命令,或高调而激情,都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珍贵的历史文献。 

司令的老友胡希明在《吴有恒文集》序中坦言:“他自己说,他只可做将才,而不可做谋士。”正是这位将才,“摘去乌纱不做官,老来报社编新闻。此时此事应无悔,我是《羊城晚报》人”。正是这位将才,让《羊城晚报》一张地方晚报成为引领全国思想解放的重镇,而“梅花为骨玉为魂,多了从前学杀人。我自要求高格调,务求说话是纯真”,司令主政时期的《羊城晚报》,让人看到真正的政治家办报的高品格,成为今天缺失灵魂的文化商品的一面镜子。 

铁志兄告诉我,岭南杂文名家章明先生曾对他说:“岭南杂文第一人,只有吴老配得上。”联想起林公及岭南杂文诸老在同期的文章,或响应,或生发,或深思,而启其源者,多出自司令。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杰出的杂文群体生机勃勃的生态环境,感奋于智慧奔涌的精神力量。 

编毕,眼光停在司令199210月的《八十自述》诗上:“八十衰翁一老兵,共产主义的幽灵。”忽然胸臆充满,意绪深长。 

孙珉  20151112 

《〈东方红〉这个歌——吴有恒杂文精选》出版 - 三色堇吴幼坚 - 三色堇吴幼坚 
吴有恒主政《羊城晚报》期间,习仲勋同志来报社视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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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同志来羊城晚报社视察工作。
 
《〈东方红〉这个歌——吴有恒杂文精选》出版 - 三色堇吴幼坚 - 三色堇吴幼坚

离休后吴有恒在家中与来访老战友、记者谈战争年代往事。

文摘 

《东方红》这个歌 

  吴幼坚推荐:本篇堪称吴有恒杂文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他政治成熟、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品格。19801017日发表于《羊城晚报》,无私无畏地向造神运动、个人崇拜开炮。 

《东方红》这个歌,现在人们不大作兴唱它了。《国际歌》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个歌却说有大救星。一个唱无神论,一个唱有神论,相互矛盾,唱了几十年,直到近来,人们才发现“大救星”说不妥,不唱它。这未免是觉悟太迟了。世上没有所谓大救星,本来是很简单的科学常识,除了拜神婆,谁也不肯老把大救星挂在嘴上,反复叨念。然而过去我们却是几亿人口天天念,天天唱,唱到自己也昏头昏脑,糊涂起来。 

回忆起“大救星”这首歌产生的过程,对于回答何以昏头昏脑糊涂起来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参考价值。一个农民歌手,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唱了他临时自编的民歌。这民歌原是唱刘志丹同志的,歌词原来是“太阳出来满天下,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领穷哥闹革命,他带队伍去打横山。”这人将原词稍稍改动,变成了“大救星”,实事变为虚言,不料却因此大受赞赏,被当作圣诗,普遍传唱。初时,只是一般的唱,后来,随着个人崇拜风大盛,这歌儿也就成为玉牒金书,成为圣迹了。那最初随口唱出这几句歌词的人,也被说成了伟人,编造了一个故事,说他如何站在陕北那崇山峻岭上,见着东方红、太阳升,心怀着伟大领袖,心潮澎湃……真是活见鬼! 

我是亲眼见着他第一次唱这歌儿的,地点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他站在台上发言,说呀说的就唱了起来,何尝是站在山岭上见着东方红、太阳升?即此一端,亦已可见此事已由虚而伪。那农民第一次唱这歌,这并不是有意作伪的。后来,有些人要搞个人崇拜,他们借此为题,就作起伪来。这问题就变得复杂,其坏影响也更大了。这歌把人神化,致令有些人至今也凡是神化之人的旨意不敢违反,成了“凡是”派。  

细想起来,当初还不如照旧唱刘志丹打横山好。实事求是,省多少虚无梦幻!

                                                                                198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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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联见经济学 

  吴幼坚推荐:吴有恒曾从军,从政、从文,改革开放初期又主政《羊城晚报》,在各领域都取得成绩。他对经济学认真研究,发表过许多真知灼见,坚定地为思想解放、为市场经济呼号,这是其中一篇。 

旧社会过年时,地主家贴春联,最喜贴“耕读世业,勤俭家风”或者“天锡鸿禧”、“天官赐福”之类;而商家的春联,则大抵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货如轮转”、“一本万利”之类;连乡间的米铺,也在碓头用红纸贴上“常响”二字,猪栏里贴上“一年高似象,四季大如牛”的对联。这是小事,却见得出地主同商人对经济问题有不同的观念,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学。地主只管收租,不管生产,他们之所谓耕,其实不是指亲身力为去耕,而是把收租也当为耕,所谓读,是指学而优则仕,这是升官的途径;而所谓勤俭,则着眼在个俭字。他们的财富积累,就是从这点上来的。一个地主,比别的地主节省消费,他的财富就相对地增长,这地主也就越来越成为更大的地主了。因此他们就定下了,以俭为家风,加上个勤字作陪衬。而商人则不同,他们是直接管理生产,做买卖的。资本利用得好,会一本万利,用得不当,会破产。怎样才算利用得好?那就要货如轮转,要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米碓要常响,养牲口要快高长大。这是商人的经济学。商人是进取的,他要求加速周转,以增殖财富。地主是保守的,他要求减少消费,以保存财富。商人也讲究俭,但他们以加速为俭,以增殖为俭。 

上述的商人的经济学,同近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充分利用原理是相通的。孙中山少年时,曾上书给当时清王朝的大臣李鸿章,建议变法,实行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也是充分利用。那时孙中山尚未是革命者,但他的思想是进步思想。李鸿章不理睬孙中山的建议。他原是个老地主,老官僚,是个崇俭派,他怎听得进尽其才、尽其利、尽其用这种极端言词呢? 

把地主同商人比一比,把李鸿章同孙中山比一比,作个抉择,二者取其一,我看,我们还是取商人,取孙中山,而不至于取地主,取李鸿章吧?后者比前者进步。可惜的是,甚至在现在,也还是有人宁可取地主,取李鸿章的。这无他,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太重了。“耕读世业,勤俭家风”这类对联,过去不但地主家贴,农民家也有贴的。农民贴它,是学大户人家模样。它典雅堂皇,很有格局,现在,农村人家也还有贴它的。而“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之类,则早已绝迹,被“兴无灭资”灭掉。其实,社会主义也是要做生意,讲财源的。现在却连国营商店也不敢提到它了。 

这岂不是倒退回到经济更不发达的古老的封建社会去了?是的,是倒退。 

此之谓“穷过渡”。

                            1980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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