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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堇吴幼坚

退休编辑、同性恋儿子的母亲

 
 
 

日志

 
 

父亲节缅怀我最敬重的亲人  

2017-06-19 23:58:26|  分类: 无私战士有情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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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缅怀我最敬重的亲人 - 三色堇吴幼坚 - 三色堇吴幼坚 

父亲喜爱广州市花红棉,图为阿坚我2017年3月1日所广州中山纪念堂旁老树绽放的红棉花。

父亲节缅怀我最敬重的亲人 

  吴幼坚   

  今天是父亲节,我自然想起1994年去世的父亲,他是我最敬重的亲人。2008616日,我发表了长文《我的父亲吴有恒》。9年过去,重温旧文,勉励自己铭记父亲言传身教,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 

小序 

  父亲的老战友、著名杂文家牧惠2003年寄我一张照片。他写道:“前年,《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一幅十二大时代表们投票选举中央委员的照片。我一眼认出,队列中的第二人是吴有恒(后面排着队的我认出李锐)。我想,他的子女一定很喜欢见到这幅照片,于是剪下来寄给阿坚。七大、八大、十二大这三次重要的党代表大会,吴有恒都是代表。这是他的光荣。当然他是当之无愧的、真共产党的合格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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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一生能参加一次全国党代会,就被认为是很光荣的事了。父亲能当上党的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的确很值得自豪。父亲去世14年了,我根据他的文章、口述,参考有关资料,追溯他走过的路,希望触摸一个共产党人的灵魂。 

作为香港的七大代表前往延安,在皖中聆听刘少奇教诲 

  父亲吴有恒是广东恩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1936年,他在香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华南区总部干事,同年9月由孔志诚(即薛尚实)介绍入党。母亲曾珍原籍广东五华,出身于香港城市贫民家庭,受方方夫人苏惠教育,于1936年入党。同年10月,吴有恒、曾珍、赖石昂三人组成香港地下党支部。吴、曾先以夫妻名义租屋与赖共住,后结为革命伴侣。1938年中共香港市委成立,父母分别任市委书记、妇委书记。193911月,父亲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广东代表区梦觉、古大存、唐初、朱荣、方华;香港代表吴有恒、钟明、何潮、周小鼎、周才。10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延安,首先进入东江游击区,经惠阳、连平到韶关。当时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指示代表化装分别前往桂林。于是古大存假扮国民党军官,吴有恒和钟明扮成香港学生……大家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集中后,乘坐新四军派来的军车,直抵安徽黄山附近的太平镇,下车越过黄山继续步行到泾县新四军军部。新四军派部队护送过长江进入皖中解放区。代表们行军至1940年春节后不久,到达定远县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古大存和吴有恒等几人去向中共中央中原局报到,在那里,父亲第一次见到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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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坚代为收藏的父亲用过的笔记本、放大镜、烟斗和近年东纵、粤中、珠纵等部队颁发的纪念章。 

  父亲在香港市委经常读到党内的一些文件,它们对于曾在党内流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批判尖锐,言简意赅。听说那是刘少奇写的,他深为敬佩。父亲想象中的刘少奇机敏健壮,见到的却身体瘦弱,语速较慢,言词简洁准确,像个中学数理化教师。刘少奇迎上前欢迎来自南方的七大代表,紧握古大存的手说:“噢!你就是大存同志,是大存同志。噢!”提高了的声调充满热情。随后他简略地介绍说,江北是敌后地区,日军只占住少数点线,大片地方则散布着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杂牌军,还有土匪。新四军的部队是新发展建立的,地区是新开辟的,还没有建立起地方政权,处境很困难……他话锋一转:“这里也有有利的条件。这地方东至海,西至平汉路,北至陇海路,南至长江,连结数省,人口约五千万。人民是要抗日的。只要我们政策正确,发动群众,建成抗日根据地,经营好这地区,就能出一百万兵。这是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父亲听着,将“五千万人口,一百万兵”两个数字铭刻进脑子里。 

  北上参加七大的代表,除广东、香港外,还有浙江、安徽、江西、广西、湖南、上海市和闽粤赣边区的,共44人,组成南方代表团(少奇提议对外称“南方参观团”)。由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古大存任团长和临时党支书。少奇交给代表们行军路上一个任务:学习途经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群众工作、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等等的经验。过了两三天,少奇来探望分散住在民房里的代表们。在广东代表的住处,他坐下来就问:“你们认识孔志诚吗?”父亲答:“我认识。”少奇说:“是我派他回广东去的。”那是1936年的事了,孔志诚奉命从北方回广东,负责领导已被破坏了的地下党组织。他先到香港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以暗号找“何起超”,父亲明白其意,于是带去见负责人何思敬。从此孔志诚就认识了父亲,后来还介绍他入了党。少奇和广东代表们亲切交谈,父亲联想少奇“五千万人口,一百万兵”的话,汇报广东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数量还很少的情况,说:“可惜,我们没敢放手搞,要是敢放手,现在该已有一两万人了。”少奇微微一笑说:“你很有革命热情。”顿了顿又说,“我们中国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很高,比得上任何外国的同志。许多同志不怕危险,不怕杀头。但光有热情还不能使革命胜利。还要有实际精神,讲求实际,用科学态度找出有效方法,这才会胜利。而这种实际精神,我们却往往是很不够的。什么时候我们的同志做到既有革命热情,又有实际精神时,那时,革命就会胜利了。” 

  又过了几天,少奇在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也邀“南方参观团”参加。少奇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华北华中大同小异论》。他来中原局之前,主持过北方局工作,由于坚持了独立自主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我党在华北迅速地发展了武装部队,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了根据地。而华中则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部队发展得慢,完全未建立政权,未有巩固的根据地。少奇要华中也像华北那样,贯彻独立自主的方针。他具体生动地介绍了华北各方面的经验,最后说:“我们要敢于同国民党顽固派针锋相对,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明天我们的定远县长就走马上任了。国民党顽固派可以派人当县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派人当县长呢?”讲话过后,我军果然解放了定远县城,委任了县长,建立了江北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从此整个地区革命形势掀起大发展的高潮。父亲由此学到最宝贵的经验就是:解放了定远县,立即委任县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从而推动一切工作。数年之后,他回广东南路、粤中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民主政权,就是受少奇启迪做的。 

开展政治工作,改造新收编的“会道门”武装 

  不久,江北指挥部从皖中转往淮南。春末夏初,我军解放了盱眙县城。“南方参观团”渡过洪泽湖到了皖东北,准备转往山东。皖东北是新区,新四军两个连挺进到这里,两三个月就扩展为30多个营,部队很杂,干部奇缺。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来犯,他们难以越过陇海铁路,只好等待时机。团里派出父亲为首的4人小组,到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第十二团去。这是新收编的“会道门”武装,全团1200多人,只有团长、团总支书记和特务连长是党员,政治工作很难开展。半个月后,父亲得知少奇来到皖东北,就去汇报说:“这个团纪律太坏了,是改造不好的,留下来反而败坏了我们新四军的名誉,不要它算了。”少奇因骑马擦伤了腿,斜躺在椅子上。他听到这里抬起身子来,皱着眉头说:“你这个人真大方呀! 这个部队如果我们不要它,日本人就会要它,一点也不会嫌它纪律坏。国民党也会要它,也不会嫌它纪律坏。再不然,他们自己也会去当土匪,纪律也不会比现在好。你说说看,你说的纪律坏是怎么个样子的?”父亲举例说:“一个战士偷了老百姓的鸡,见到我来,连忙把鸡藏在衣衫底下。我问他:‘你干什么?!’他连忙立正行礼,手一离了鸡,鸡就咯咯咯的飞脱了。”少奇莞尔而笑:“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啊!你们已经让那些人知道新四军的纪律是不准偷鸡的,因此他见了你就要把鸡藏起来,怕你看见。再说,你们是共产党派去那里做政治工作的,那些人原不懂什么是政治工作,不尊重你的,现在,他已懂得了尊重你,当你是长官,见了你,要立正敬礼。这很好嘛,这些人是可以改造好的,一定要改造好!”少奇善意的批评令父亲心悦诚服,之后,4人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发展了30多名党员。直到“南方参观团”可以北上了,父亲他们才离开十二团。 

  想不到10年之后,这支部队竟与父亲相会了。19491020日夜,父亲率粤中纵队独一团,随同二野四兵团四十四师师长向守志率领主力部队,解放了开平县长沙镇。部队驻进国民党专署,突然有两个南下大军战士闯进来,要住这栋房子,警卫不同意,双方争执起来。父亲闻声而出,对大军战士说:“我是这里游击队的司令员,请回去领你们部队首长来相谈吧。”炮兵营长和营教导员到来敬礼后,觉得眼前这位司令员很面熟,便问:“请问首长,你是否曾在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第十二团工作过呢?”父亲答道:“我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啊!你是我们的老首长!”两位大军急忙上前和他握手,高兴地说:“老首长,你1940年在皖东北到我们十二团工作时,我们是该团的士兵,是你给我们上政治课,也是你介绍我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呀!”父亲一听非常激动。曾经认为改造不了的十二团,已成长为一支主力部队,南下解放广东,并在自己负责的粤中地区相逢,何等令人惊喜!营长解释说,他们是师部直属炮兵团,受命南下滨海追击敌人,由于前方公路木桥被烧毁,只好待桥修好才南下。父亲立即吩咐参谋帮助大军解决住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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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吴有恒作为正式代表从香港前往延安出席大会。  

投入延安的工作学习生活,与古大存战友情深   

  从父亲他们193911月启程算起,历时一年又一个月,经粤、桂、湘、赣、浙、皖6省,步行万里,冲破了一道道封锁线,194012月,44位七大代表终于走到了延安。代表们到中央组织部报到,父亲仍保持着地下党香港市委书记的身份,但不准写信对外联系。因许多七大代表未到,大会延期召开,他被分到中央党务研究室当研究员。研究室主任是王若飞,下设晋察冀、冀鲁豫等解放区和大后方国统区等小组,他在大后方国统区研究小组。 

  一年后,父亲进入中央高级党校一部学习。第一次听报告,是19415月听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毛泽东曾用10句话来形容主观主义者的形象: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神无主;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坐不动;十足无用。报告正式发表时,删掉了这10句话,只保留了一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主观主义者作了辛辣的讽刺。聆听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犹如上了一堂生动的马列主义哲学课。父亲第一次走进中央党校礼堂时,就看见礼堂正中由毛泽东亲手写的醒目大字:“实事求是”。经过在党校学习,更经过后来长期的革命实践,他日益理解“实事求是”的深刻涵义。它是党的思想路线,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几十年后父亲回顾延安整风时说:“延安时期,整顿三风: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主要的是整顿了学风,以实事求是之风代替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风。那变化真大呀!整风前,人们想事,只习惯于搬书本,搬老经验,整风后变为懂得调查研究,按实际办事了,一下子就智力大解放,都聪明了,全党、全军、全民,生气蓬勃,智慧无穷,几年之间,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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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有恒在延安5年,经常去中央大礼堂听报告或参加晚会,并担任中央党校宣传队的乐队副队长。   

     父亲除学好本科课程外,还博览群书,全面增长知识。他来自五邑排球之乡,入选陕甘宁边区排球队。当时打的是老式的9人排球,父亲是二排侧扣球手。一次,他们这支冠军队和朱老总所在的军直队比赛。父亲得到前排中供球,跃起一击,球正中朱老总鼻子。父亲忙过去道歉,朱老总捂着鼻子连忙摆手,说:“没啥,没啥,继续比赛。”延安军民爱跳秧歌舞,演秧歌剧,还组织过舞会。中央党校宣传队的队长是艾青,父亲是乐队副队长,常为毛泽东、朱德等出席的舞会拉二胡伴奏。宣传队演出周而复编的秧歌剧《牛永贵挂彩》,该剧比《白毛女》的创作演出还要早。乐队的主要乐器是二胡,父亲和钟汉华动手制作。二胡用木头加胶水粘成,找不到南方用的蛇皮,改用老鼠皮替代。父亲做二胡的兴趣延续到1956年,9岁的我看着他用炼乳罐头做二胡,将湿漉漉的田鸡皮罩上去,一干就绷得紧紧的了。他边做边说在延安就是这样做二胡的,又说,延安南瓜大丰收,一天三顿吃腻了。广东人想改善伙食,用南瓜煲糖水,煲好了一尝还是南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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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大存与夫人曾史文 

  在中央党校,父亲与一部主任古大存住在一起。古大存是东江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创始人,1929年,他亲率红军在11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府,东江红军发展至5000多人。革命低潮的19353月,他率领17个红军战士杀出重围,转移到大埔县山区。他们有时要钻木取火,吃野菜,住岩洞,过野人生活。在白色恐怖中,敌人4次烧毁古大存的房屋,杀害了古家12人。父亲对比自己大十多岁的古大存十分敬佩。广东省委要选个军事方面的七大代表时,他投了古大存的票。步行往延安途中,他俩喜欢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离骚》。路上古大存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东江打游击时,他带兵路过某地,见石壁上有劝降诗:“共产十年闹翻天,上山游击苦难言;山穷水尽已无路,赶快投降莫迟延!”他立即用木炭题诗“奉答”:“幼习兵戎未习诗,诸君何必强留题?江南美味你先吃,塞北寒风我自知。解带结缰牵战马,扯袍割袖补红旗。雄师百万临城下,且看先生拱手时。”在延安他俩经常下棋、吟诗,共读《离骚》、《楚辞》,互为知己。当时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一词未发表,但已传开了。古大存读到诗中的“红旗漫卷西风”,就对父亲说:“漫可改‘满’字,‘红旗满卷西风’不是更好吗?”两人都笑了。一天他俩去见叶剑英,叶剑英正在读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诗集,三人自然谈起诗来。叶剑英见父亲也喜爱好诗,就将那本诗集借给他带回去看。 

  毛泽东多次称赞忠诚耿直的古大存是“带刺的红玫瑰”、“一面斗争的旗帜”、“模范党员”。古大存受中央委托,与父亲一起参与指导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组建,代表中央起草给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负责人尹林平、曾生的电报指示。七大期间,古大存作了《关于广东党在开展武装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会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20世纪50年代初期,古大存从东北调回广东,与父亲的情谊继续升华。可惜在1957年反“地方主义”中,两人均受到错误处分,撤职下放,至古大存1966年含冤病逝,挚友死别。1978年,父亲写了《悼古大存》一诗,深切表达对老战友的敬意与缅怀—— 

   楚辞何事赋招魂,使我心哀古大存。

   一自凄惶成死别,十年冷落老红军。

   天隅独在真无畏,正气长持凛有神。

    却忆兵间曾共读,美人香草屈灵均。 

贯彻七大精神,开展南方武装斗争 

  父亲他们在延安等了4年,七大终于在1945423日至611日召开。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0万党员。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章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他强调:“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父亲亲聆毛泽东这一讲话,决心在日后的革命生涯中付诸实践。 

  七大结束后,中央计划组织三个梯队南下广东。父亲负责组织抽调团级干部90多人,组成干部连队,由他任指导员,随第二梯队行动。到了河南洛阳,因日本投降,部队调往东北,而父亲等南下干部则各自化装到上海,再乘船返香港。他肩负着组织上给的重要任务,回广东传达毛泽东在闭幕大会上讲的十五点困难问题。毛泽东说,我在《论联合政府》中已讲了我们革命胜利的条件,现在我要讲讲存在的困难,大概有十五点困难:第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估计蒋介石要发动内战,第二,我们队伍内部,可能会出现像斯戈比式的动摇分子、投降主义分子,我们要提高警惕;第三,抗日战争之后,可能发生经济困难,出现荒年,对这困难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第四,英、美帝国主义可能出兵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战胜困难,争取全国解放的胜利。父亲将报告内容背下来,上路前烧毁了笔记本。归程辗转花了一年,父亲于1946年春回到香港。中共广东区党委召集各级干部,分批听他传达七大精神,特别是传达毛泽东讲十五点困难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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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回到广东的吴有恒1947年摄于香港 

  父亲以中共南路特派员身份来到湛江。当时南路国民党正规军正陆续北调,他想:少奇同志在皖中江北地区,从五千万人口中发展一百万武装,那我在南路这个广大地区,搞一支庞大的武装队伍就不行么?按照少奇教导的办法:一是掌握政策,二是发动群众。他认为应大搞武装斗争。但广东区党委领导强调要准备十年八年的黑暗时期,武装斗争只能小搞。听着区党委下达的脱离实际的指示,父亲掉泪说:“这样做会死人的!”他要求亲赴香港向上级提出不同意见,未获准,只好数次致函区党委,表明领导武装斗争的决心。另一方面,他结合七大精神,在干部群众中宣传向反动派造反求生路的思想。194738日,遂溪游击队在公路设伏,打死诨号“铁胆”的国民党县长戴朝恩。这场漂亮仗,正是化名“李强”的“商人”——吴有恒指挥。这一胜利掀起南路群众踊跃参军的热潮,自3月初至4月中旬,部队就从几百人发展到4500人,成立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建成遂、廉、化吴的大片游击区。后来父亲又被派到粤中地区,他从侨乡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掌握政策,与冯燊、欧初、谢创等战友同心同德,使粤中纵队从百余人发展到1.6万余人,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粤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父母正年富力强很受重用。父亲任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书记期间,分管过共青团、统战、财经等工作,给当年的同事与下属留下知识扎实、才华出众的印象。广州市第—、第二个五年计划都是父亲与经济学家古念良及另两位干部共同起草的。1954915日-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父亲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上京参与国家大事决策。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和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新阶段。195575日-30日,他出席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再次履行代表职责。1956615日-30日,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父亲又一次来到北京。当时,他未能预料此后党、国家和个人命运都出现历史性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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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初期,吴有恒、曾珍和大女儿、二女儿(吴幼坚)在粤中地委合影。 

  据资料记载,周恩来总理在闭幕会上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在12次大会上的163位发言中,大多数代表都就政府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进行了认真的批评。在各个选举单位的小组会讨论中,也发挥了同样的精神。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表示接受这些批评,研究这些意见,并且愿意在实际工作中,督促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检查和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改善政府各方面的工作。 

  会议刚结束父亲就给母亲写信:“今年的会议开得好,发扬了民主,因此也就开得有内容,有生气。往时我们开的一些会,总是要求人家一味鼓掌赞成,只许一个意见,再不许有第二个意见,这是很糟糕的。这是有意无意地向斯大林学的。这样做,也是违反辩证法的。”他满怀信心地说:“这次大会可能是我们的作风根本转变的开始,要真放手让人民来作主。在我们党内,也要大家都敢于提意见,积极提意见,能这样做下去,我们才真的可以说,保证不会再被什么野心家篡夺领导,以个人独裁代替民主集中制,酿成大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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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吴有恒、曾珍在家中后院留影。 

  个月后,19569月,父亲上京出席党的八大。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它适时地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经济建设的方针。1957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随后,党又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父亲感到心情舒畅,1957年春填了一首词《水调歌头·春》,寄给正在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母亲:

   佳气满南国,何况在江滨。二月三月时节,最动宕诗魂。簇簇刺桐似火,一树木莲开了,脂泽未曾匀。万叶嫩争绿,枝上闹纷纷。

  风轻疾,朝为雨,暮为云。几番梳洗,妆点天地倍精神。造化原来无意,偏使多情相拟,欲万古青春。当取生机盛,共立百年身。 

  关于这首词,父亲直到19916月才重提:“这词是写得春色盎然,意气风发。可惜的是只过了很短时间,我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遭到打击,就不拿这词去发表了。它亦成了未发表过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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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吴有恒、曾珍在广州合影。

在“反地方主义”中受处分撤职下放 

  1957626日-715日,父亲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然而会议没有出现父亲期盼的民主氛围,而是恰恰相反。当年《人民日报》社论《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祝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写道:“这次大会开会期间,正是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一斗争实际上是195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继续,它对于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全国人民的命运关系十分重大。因此,从大会的各项报告到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一直充满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革命精神。”而事实上,1957年发生的反右是被严重扩大化的,它造成了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挫折与断裂。此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削弱,个人崇拜日渐盛行,最终导致了19665月至197610月的“文化大革命”—— 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十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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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吴有恒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 

  父亲回到广州不久厄运就开始了。在开展反右的同时,广东省委部署了以“反地方主义”为中心的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认定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冯白驹是“广东地方主义”的头子。市委根据省委的要求,开展了“反地方主义”的斗争。195712月市委召开第十次全委(扩大)会议,连续开了16天,对广州市出现的所谓“地方主义”言行进行揭发批判。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有恒、钟明等在会上受到重点批判。19583月作出组织处理,给予吴有恒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的处分,下放广州造纸厂当车间副主任。“反地方主义”中,父亲主要罪状一是竟然敢反斯大林,二是为“松仔岭事件”翻案。前者起因在1956年,父亲以“方集”笔名于北京《大公报》发表论文《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作用》,认为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阐述未必正确。自此,在国内引起了关于这问题的大争论。后者本是1950年的一宗社会刑事个案,到了1952年,在陶铸的影响干预下,为适应长官意志和“需要”,该案变为恩平党组织勾结地方恶霸杀害农民群众的反革命政治巨案。直到28年后的1980年,才由广东省委予以平反纠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州市委对“反地方主义”的案件进行了复查,于19791025日作出复查平反结论,撤销19583月对吴有恒、钟明的处分决定,恢复原工资级别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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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首演《山乡风云》女主角刘琴。 

  父亲下放广州造纸厂期间,和有关人员去林区采购木材,再乘船押运木排回广州。途中,父亲一天讲一段打游击的故事,大家听得入了迷。他想,何不把萦绕于心的斗争往事记录下来呢 一来纪念了先烈,二来给子孙留点东西。就这样父亲写起了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出版社编辑闻风而至借阅手稿,然后说服父亲同意出版。这部作品具有中国传统小说的风格和浓郁的岭南特色,讴歌了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五邑地区军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问世后成为60年代的畅销书。“文革”后,《山乡风云录》被列为优秀作品重版。   

  为配合职工思想教育,父亲与业余作者合作了话剧《桃园堡》,先由纸厂工人话剧团演出,再被省话剧团搬上专业舞台。在此基础上,1964年,父亲参与了根据《山乡风云录》改编粤剧《山乡风云》的创作。该剧以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领衔主演,在中南五省会演中大获成功,众多兄弟剧种纷纷移植。1965年,演出团晋京公演10多场,被称为“北有《红灯记》,南有《山乡风云》”,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观看,接见演员。2007520日,被誉为红色经典粤剧的《山乡风云》经过重排,为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作了专场献演。2007108日,该剧继1965年北京演出后,时隔42年再次晋京,在北京大学上演获得巨大成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张德江等领导和首都各界人士2000多人观看了演出。 

十年浩劫饱受磨难,严冬盼望春消息 

  父亲于1963年成为专业作家。1966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北山记》在《羊城晚报》连载完毕,正准备出版,我还满心欢喜地帮忙校对清样呢。就在此时“文革”爆发了,父亲既是“文艺黑线人物“,又是“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目”,还是“南方叛徒党要员”,自然劫数难逃。为免落入“造反派”手里乃至冤死,他在乡间辗转藏匿。一户农家当年是地方游击队的交通站,如往昔般接待了落难的吴司令。父亲写于1989年的纪实小说《江天日暮》,有如下真实记录——  

  这农家在深山中,主人以采野生药材为副业。据云,山上有野生的沉香树,产沉香。这农民拿他采到的沉香给我看,我见而心喜,要上山看沉香树。沉香是稀罕之物,“文革”前,我写小说讲到过煎沉香,但我未见过沉香树。我这人好新奇,在那落难时候,也想见见难得一见的沉香树。 

       次日早晨,居停主人同我去附近墟市的茶楼饮早茶,准备上山。忽然有人来,把居停主人叫出去,只一会,几个人同居停主人进来,居停主人对我说;“公社要你去问话。”我知是来捉我,我正在吃早餐,没看进来的人,便说:“等我吃完这肠粉,莫浪费粮食。”几个人在旁等着,催我快吃。我说:“莫急!要捉我,不要在这屋里捉,免得惊吓群众  出门外才捉!”出到门外,几个人抓我。一高个子问我有证件否,我说;“不用看证件,我就是吴有恒,没错。”当即有人给我扣上手镣。原来,这是我家乡的县公安局会同邻县公安局,一齐来捉我。 

       在邻县耽误了大半天,才开车押我回我本县。路上,山洪暴发,公路被水淹,汽车停在半路等水退。天黑了,押我的人大概是怕我逃脱吧,他们用绳子把我绑住,同座椅绑在一起。我在车上蒙衣而睡,睡着了。到天亮,人们叫醒我:“天亮了。”高个子说;“你这人真好睡。”我说:“没事,我不就睡了。”那些人大概没有睡,要警戒守卫。车回到县城,进公安局,将我安置在一房间,除掉手镣。那房间没有房门,也没人看守,我自端了把椅子坐着,自行休息。细看这屋子,我心有点闷。这屋子我到过,我认得。1949年我所率部粤中纵队与南下大军会师,解放这县城,天黑了我才进城,在这屋子歇宿,次日天未亮又走,日行一百五十里,追及敌军于阳江县城,参加了有名的阳江战役。解放这县城时,我坐汽车进城,我县圣堂墟的汽车工人自动开汽车送我和大军一位师长同车进县城。如今我也坐汽车进城,却被当作个囚犯。想到这情况,我感到凄惶,茫茫然,不可理解。 

  父亲所写被押回广州途中过夜之处,是与家乡恩平相邻的开平县公安局。后来县公安局长审讯他,却先给他敬茶奉烟,自我介绍说解放之初是他的部下……父亲还写到次晨被移交给广州军方的情景:“……高个局长提着我原携带在身的一个布挂包,对我说:‘喏,这是你的挂包,给回你!’这时,我又被扣上手镣了,挂包不好往臂膀上挂,他把它挂了在我脖子上。我感到挂包重,一摸,是满满地装的一袋苹果。”父亲不胜慨叹,20多年后的《江天日暮》,讲的便是他与三次送苹果之人的交往。我特别喜爱这篇作品,1989年由我担任责编,首发于我供职的《广州文艺》上。 

  在父亲被批斗、被追捕的同时,母亲的境况也极其恶劣。她百思不得其解:解放前有“白色恐怖”,解放后怎么又有“红色恐怖”?1968年“造反派”把她抓走,骗她说丈夫和子女都死了,处于更年期的她遭此刺激,患上间歇性精神分裂症。再后来由“造反派”手里转去市监狱拘留。她病情日重,却被当作装疯卖傻。她觉得自己是在作对敌斗争,试图说服看守的士兵,结果又加一条“攻击红色长城”罪状。我记得接到妈妈寄到广雅中学的信,拆开一看吓坏了:她把《毛主席语录》扉页画像扯下当信纸,在背面写满叮嘱孩子们革命到底的话!不知妈妈托谁冒险代寄信,光凭损坏语录本这条,就够定“现行反革命”了!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悄悄撕碎了妈妈的信——画像。这事万一被发现,我也就成为“现行反革命”。不久,省军管会吴有恒专案组组长来学校,找我到空荡荡的阶梯教室单独谈话。他通知说曾珍已转化成“现行反革命”,要从拘留改为逮捕,让我代表家属在逮捕证上签名,并要求做好弟妹的思想工作……我失声恸哭,不知道50岁的妈妈,后半辈子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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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曾珍和大女儿、二女儿(吴幼坚)在香港合影的照片,于1950年送给老战友冯平留念。1966年“文革”抄家风盛,冯平忍痛剪去曾珍形象,只余双手仍扶着坐在妈妈腿上的阿坚。冯平多年后病逝,其子关鲁雄发现母亲珍藏着此照片,遂送还童年小伙伴阿坚。 

       我和弟妹4人于196810月分赴乐东、儋县、增城、阳山当知青,14岁的小妹独自在广州读书。5年后才准许子女去见分别在省市干校被监管的父母。母亲的病拖到转去干校也没医治,后来学员观察她白天黑夜、有人无人都一样傻,常举着“忠字牌”向主席像喃喃“请罪”,于是向上反映,才送进芳村精神病院。她生前曾先后三次住进这家医院。1973年,母亲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回到家里,与仍受审查改造的父亲重聚。上面说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每月发20元生活费。   

  胡希明、古念良、关山等老朋友得知吴有恒回到广州,都找上门来,他们写诗吟句,谈古论今,忧国忧民。19761月,周总理逝世,父亲写下无处发表的悼诗:   

   大野曾临怜日暮,长河独往怯星沉。

           风流已歇无人物,道义谁传渺古今。

          漠漠云天过白鸟,萧萧木叶下丹林。

          岁寒或有春消息,只恐梅花瘦不禁。

  这几位被当作“牛鬼蛇神”打入另册的老人,无法不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着想。因此,打倒“四人帮”,老人们都“连朝连日喜如狂”。父亲一心要为百废待兴的国家出力。被错划右派20年的经济学家古念良,1977年借调北京从事经济研究,父亲托他把《对经济工作的七点设想》带给许涤新。七点设想是:免公购粮;计件工资;合同计划;企业自治;科技革命;资源致富;充分就业。父亲写道:“我们的经济,已经十年徘徊,二十年徘徊了。要不要有个出路?能不能前进?实在是忧心忡忡。实在是连这样想一想也要有很大的勇气。……既然想了,那就写出来吧。‘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发自肺腑地呼唤着改革:“现在,决定的一着是经济工作的改进。多渴望这改进啊!翘首以待之。” 

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办好《羊城晚报》 

  九大和十大分别于1969年和1973年召开,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父亲则被监禁。这个忧国忧民的共产党员,等待了整整30年,才等来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性转折——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1978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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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15日,吴有恒低头注视着复刊的第一张《羊城晚报》诞生。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中国大地万物渐渐复苏。1980215日,“文革”中遭受封闭的《羊城晚报》复刊,父亲被省委任命为总编辑兼党委书记。面对党和人民的重托,他放弃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把后半生心血付给了晚报。《羊城晚报》的成绩有目共睹,父亲以“我是《羊城晚报》人”自豪。他首开的“街谈巷议”专栏,言简意赅,成为《羊城晚报》备受欢迎的一个栏目。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讴歌改革开放。他为去世的关山、欧新、古念良等朋友写感人至深的悼诗,为朱光、饶彰风、尹林平等写《故人小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和先生、儿子陪父母度晚年,因与父亲同行,就做了他的第一读者和校对。我曾劝父亲继续写《故人小记》,说:“有那么多值得写的人,为什么不写?比如冯燊与你,当年是政委与司令的关系,后来结为亲家了(我的大妹嫁给冯燊大儿子),他并不知道,‘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爸爸,你该写他。”父亲说:“凡想起每一个死者都极伤心,实在不能写了。”解放初期,父亲曾这样告诫自己:“我亦爱山嗜水,偶然弄墨搬文。不能淡笔写烟云,因有血痕在眼。”解放几十年了,他的笔却更为沉重,悲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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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来到吴有恒的总编辑办公室,畅谈办报思想。 

  父亲在办好晚报的同时笔耕不辍。他的一系列历史小说,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向压抑自由、扼杀人性的封建主义展开了严正的再批判。比起上世纪60年代写的《榕荫杂记》,他的《榕荫续记》更有战斗力了,其中的代表作《东方红这个歌》,勇敢地向造神运动、个人崇拜开炮。那是在1980107日,父亲发表杂文《“东方红”这个歌》,写他在延安初听《东方红》是某民歌手歌唱刘志丹的,后此人将原词稍改就大受赞赏,助长了个人崇拜之风的盛行。父亲尖锐地指出:“《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个歌却说有‘大救星’。一个唱无神论,一个唱有神论,互相矛盾,唱了几十年……”文章刊登后引起一些非议,母亲担心他再度挨整,父亲说,讲真话,整也不怕,何况现在不兴文字狱了。一天他走进《花地》副刊办公室,编辑组汇报说:“……好多人都拍手叫好,说您真够大胆,只有您才敢这么写。也有人说这篇文章有问题,是反对……”他们不敢往下说。父亲沉吟一下,仍然脸带微笑:“不对!我是实事求是的。办报,写文章,都得讲究实事求是。不然,报纸就没人看。” 

       父亲的文章思想敏锐,见解深刻,如大讲发财的《从春联见经经济学》《恭喜发财》、《欢迎老包进城》,都很及时。晚报发生过一次《吃运动饭》风波。那是19805月初,父亲看到杂文家章明的《吃运动饭》,立即批示:“写得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杂文。要尽快发出。”514日文章发表,刺痛了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做假材料、打小报告,专吃“运动饭”的人,他们纷纷向省委告状说这是一篇“大毒草”。按省里某领导指示,《花地》被迫发文对章明进行批评。章明非常生气和失望,当即写信给《羊城晚报》编委会。父亲读后要编辑登门道歉并说明原委,他说:“章明的文章将来一定要赢的!”果然,一年后,“文革”被彻底否定。父亲笑了:“嘿嘿,我早就说过:章明会赢的。如今,章明真的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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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9月,吴有恒(左一)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前往瑞士、比利时参观考察。 

       最能表现父亲敢作敢为风格的,是率先披露刘少奇之死。19805月,刘少奇尚未公开平反,河南作家卞卡执笔写了报告文学《最后的二十七天》,披露刘少奇惨死河南的真相。河南不敢发,他写信问《羊城晚报》要不要。父亲马上派记者乘飞机取回约2000字的稿,亲自审处。515日,其他报纸只是刊载新华社发的“刘少奇同志骨灰运回北京”的消息,惟独《羊城晚报》多了一篇文学作品披露内情,立即引起巨大反响。《人民日报》、《文汇报》全文转载,香港《大公报》选摘,美国之音、塔斯社播出消息。上面有关部门领导打电话责问:“这是全国性的重大新闻,为何《羊城晚报》要抢先发表《最后的二十七天》?”父亲答:“我们办报是实事求是的,我们知道少奇同志的惨死,这是事实。这篇文章也是实事求是的,因此,敝报就报道了。我觉得,少奇同志死得比报道的还要惨!”其实,在看到这篇报告文学之前的198033日,父亲已写了数千字的悼念文章:《还要有实际精神——记刘少奇同志对我的教诲》。文章最后写道:“四十年了,少奇同志当时的教诲,记忆犹新,而他却已不在了。怎么办呢?我唯有把当时的印象记录下来,以永志不忘罢了。还要有实际精神……少奇同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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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9月,中共十二大在京召开,正式代表吴有恒前往出席。 

在实现历史性转折关头,光荣出席十二大    

  198291日至1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举行。会议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3900万党员。十二大被邓小平称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大会确定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年届七旬的父亲和著名作家秦牧都是十二大代表。超过10天同住一室的相处,使秦牧对1963年因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成为作家的吴有恒,有了进一步了解。19865月,秦牧为《从战场到文坛》一书写序时说:“吴有恒的事迹常常使我想起了宋代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也想起了辛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过眼溪山,怪都是旧时曾识’一类的句子。这是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的写照。‘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的人物,在中国向来受到人们的赞美。我们的时代诞生了一批批这样的人物,而吴有恒,就是其中佼佼者之—。” 

  秦牧写道:“……表面上看来,他有点淡漠、朴讷和矜持(这也许是艰苦曲折的生活道路造成的吧),但是谈开了,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热情、真挚,而且相当健谈。谈开了,他就天南海北,滔滔不绝了,而且还保持着童稚似的天真。他的眼睛澄亮宁静,显得经常在思考,而且总是保持着心境上的平和。但在谈到令人愤怒不平的事情的时候,他又激动得手都有点发抖了。……他又是相当淡于名利的。有时,实至名归,取之无愧的东西,他也弃置不顾。例如出版社约他编一本五六十万字的自选集,这样做,本来可以不花太大气力,就可以把较重要的作品保存起来,集中问世,而且可以得到一笔相当的稿费。但是他却迟迟不肯动手编它,有一次我催促他动手的时候,他竟说:‘我要是有时间编这样的选集的话,何不用那时间来写些新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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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期间,吴有恒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的老红军李坚真向年轻人讲述历史。 

  是的,中国被错误路线、错误运动耽误得实在太久了,好不容易开始拨乱反正,父亲怎么舍得浪费时间呢?从1945年出席七大、1956年出席八大,到1982年出席十二大,他走了37年。自己在战争年代或和平时期取得的成绩,都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同时,也因为不唯上,不唯书,不信权威,反对教条,坚持实事求是,而屡受打击、处分。“文革”后,父亲在整党总结中写下三句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将终生为此而奋斗!”他想,开七大时,党建立尚未足24周年。党在幼年期、少年期犯过许多错误,不会按实际办事。自己到延安后,听毛泽东多次讲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才懂得应该按实际办事。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上,题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就是毛泽东写的……看到党恢复七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父亲不禁心潮起伏——   

         欲写秋光得句难,此时九月夜初三。

         诗思不在弯弯月,心事无边浩浩澜。

         唱歇大风谁壮士?梦回远塞是河山。

         一城灯光争明处,独立窗前静自看。 

   198299日,父亲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的党总是自强不息》:“……现在好了,我这劫后余生,又复得见我们党终于拨乱反正,回到七大、八大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召开十二大,我又一次在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时期,当上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我看到了我们党已经完全恢复健康,甚至比从前更加强壮,更加有智慧。不是么?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这就是从前未做到过,连想也未敢这样想的。我们党不会衰老。它是个坚强的集体,不断地补充新的优秀分子进来,它总是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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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节,阿坚和儿子远涛与父母在家中客厅桃花前合影. 

陪伴父母度过生命中最后15 

  “文革”结束后,母亲终于获得平反,恢复行政11级离休待遇。在家人关怀和药物控制下,她身体时好时差,较好时会跟着父亲参加些活动,热衷于和老战友欢聚合影。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香港回归的构想,极大地鼓舞着父母和老战友们。他俩清晰地记得,1938年秋,两人曾携手登上扯旗山(又称太平山),远眺港岛风光,放飞革命理想。父亲说:“别看现在香港在英国人统治之下,将来总有一天会收回,归中国人民所有!那时扯旗山顶就会扯起红旗了!”50年后的19889月,父亲写了《感怀》—— 

    待到收回香港时,扯旗山顶扯红旗。

               五十年前为此语,余生犹欲及见之。

               老归大泽鱼龙静,梦绕天涯芳草稀。

               初日芙蓉皆朝气,相逢未免我来迟。 

  父母在香港印下无数青春足迹,却再未踏上港岛一步。改革开放了,香港不再咫尺天涯,母亲一直期待着旧地重游,但长期服药严重损害她的健康,晚年生活无法自理,更不能再受刺激,我们怎敢让她赴港呢?她第三次从精神病院出院时,已向医生保证不打电话,不写信,不开会,今后只是静养,整个家交给我管。父亲越来越放心不下母亲,放弃了很多外出机会,包括不去香港。但正如前诗所述,他“老归大泽”仍“梦绕天涯”。他关注着这个对于他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发表了爱国主义主题的香港系列历史小说:《香港地生死恩仇》、《香姑扯旗》、《裙带路之变迁》。19916月,他在《广州赋》中热切地写道:“再过若干年,我国将收回香港。一国两制,到其时,两座大城市,将如两颗明珠,相依相傍,并立于南中国之土地上。都是‘老广’,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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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曾珍(右)和好友王彦之在香港合影。这是她留下的最早一幅照片,右手上还戴着和吴有恒订婚的戒指。 

  然而,父母都没能等到香港回归。199311月,母亲病逝,终年74岁。19948月,父亲病逝,终年81岁。我们在父亲病房轮流守护了10个月,清晰地感觉出生命正一丝丝离开他的躯体。在渐渐陷入昏迷的过程中,父亲会想些什么?也许他朦胧地见到了明末名将袁崇焕?“春梦朦胧忽骇心,国家多难出忠臣。哀哉东莞袁崇焕,多了从前学杀人。”他一生崇敬这样的志士仁人,他本人,他的战友古大存、曾生、关山、萧殷、欧新……都是这样的人。在为《羊城晚报》创刊35周年而写的诗中,父亲自白——   

  梅花为骨玉为魂,多了从前学杀人。

       我自要求高格调,务求说话是纯真。 

    他回想自己81年的人生,以屈原为楷模,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几起几落,未改初衷,感到即使生命就此结束,亦无怨无悔。他入院当晚,曾向我和胡希明的儿女背诵《八十自寿》,此诗可视作他一生的自我总结——   

  八十衰翁一老兵,共产主义的幽灵。

        江山千古自千古,人物此生只此生。

        曾以危言著理论,居然误我是聪明。

        风潮渐过吾休矣,只合闭门作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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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有恒离休后常在家接待来向他了解党史、军史的客人。   

       父亲去世3年后,香港回归倒计时50天当日,我以他题夫妻合影诗句作题目,完成1.4万字长文《无私战士有情人》,纪念父母光荣而坎坷的人生。200771日,香港回归10周年庆典举行之际,我在博客发表《代妈妈道一声:香港,早晨!》,让母亲魂归故里。网友们纷纷评论:“党的好同志,值得敬佩的人! ”“伟大的父母。敬佩。”“现在回想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人,总有种深深的感动,现在的人都没有这种对党至死不渝的坚贞和对生活的无尚热爱和崇拜了。”“以前听人说过你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没想到原因竟是如此!那张被剪掉头像的三人合影让人震惊。他们那一代人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博主有非常深厚的红色背景啊!”“标题流露出对母亲深深的怀念,以及对香港特殊的情感。革命之家,显赫一时。其中又是坎坷非常!真是没有想到姐姐有如此的家庭,如此不寻常的经历。”“四海熊心”网站全文转载,站长评曰:“真是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啊!从这里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个人成长的巨大影响。”714日,该文刊登在《羊城晚报》花地纪实版上,让更多读者有机会阅读,从而加深对历史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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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后的吴有恒、曾珍夫妇。 

  父母生前表示不购买福利房,收入也大部分用于购书。他俩没有立遗嘱,但我家七兄弟姐妹决定,把藏书捐赠給家乡五邑大学。因此,每人除留下一套父亲作品外,再没有什么值钱物件。但是,父母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无价之宝。当年有人要为他写传记,他表示“生不立传,死不树碑”,所以《吴有恒传》并未经他审阅。我们没有购买墓地,只把父母骨灰放在一起,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每年清明或重阳,子孙们相约前往银河革命公墓缅怀先人。1997年,家乡恩平市建起“三老亭”,纪念共产党员禤荣、冯  、吴有恒。2002年,经时任广东省长卢瑞华批准,广东省档案馆设立广东名人馆,吴有恒是首批21位名人之一。党和人民給予自己的好儿子莫大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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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名人档案馆按比例缩小的吴有恒展板。 

  我和兄弟姐妹一样,分得了父亲的著作。但我有幸与父母共度他们生命中最后的15年,朝夕相处印象格外难忘。因此我特地留下父亲用过的放大镜,每天陪伴自己伏案工作。还有他使用多年的烟斗,带着温暖亲切的手泽。那是他出狱后在五七干校被监管,利用树根亲手制作的。他还制作了很多烟斗、拐杖、台灯,分送给干校学员们。父亲最后一次住院用的保温杯,早已失去保温功能,但这只蓝色塑料外壳的旧杯子,一直在我办公桌上。我用着它,仿佛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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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有恒用过的笔记本、放大镜和在干校时自制的烟斗。 

小跋 

  20071015日至1021日,党的十七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闭幕次日,我在博客上发表了《十七大闭幕感言》。我又一次取出牧惠所赠十二大代表们投票的照片,仔细端详照片里的父亲,看他微蹙的眉、紧抿的嘴,感到他是那样珍视党和人民的信任。他是执政党的一员,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父亲《出席十二大》一诗,表白了心迹——    

     历史长河忽倒流,十年浩劫暗神州。

              一场生死存亡斗,终古乾坤日夜浮。

              大业中兴期盛世,京华九月入高秋。

              愧余又预匡时策,转折关头慎共筹。   

  父亲生前没有对我提过这张照片,我以为他本人也没见过呢。但后来看到他給母亲的信才明白并非如此。父亲1982827日写道:“……情况越来越好,这是见得到的。到我回去,你就知道了。”99日写的是:“报上登过我的照片,你见过吗?不止一幅。我想,你会感到高兴。”是的,不但妈妈看了高兴,多少年后我们做子女的看了也高兴!

父亲节缅怀我最敬重的亲人 - 三色堇吴幼坚 - 三色堇吴幼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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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有恒部分著作 

  亲爱的爸爸,你离别我们14年了,可是,你永远活在我的灵魂深处!你知道吗,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了。你所挚爱的党和人民,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女儿虽无党无派,人微言轻,但位卑未敢忘忧国,要学习你的高尚品格,为人民尽绵薄之力。“梅花为骨玉为魂”,你的遗训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2008年6月定稿,首发于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主办《源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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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村老宅早拆掉建起高楼,但屋旁那棵红棉还是年年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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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高尚品格像红棉一样映亮我们的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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